如果我们不着急将视野拉回到1950年代，而是继续在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叙述中寻找关于1950年代的记忆，我们还可以发现更为丰富和惊人的视野和资源。比如周克芹1979年发表的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。这位1936年出生的作家在同样经历了“文革”变化之后，他的整个观念意识似乎跟路遥、李凖的定位差异颇大。路遥和李凖都想将文学与政治切割，摆脱政治过于强势的牵制;周克芹似乎并不急于在这个方向上寻求突破，而是仍立足于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构架，力图以文学的方式再次为政治把脉。

在1970—1980年代之交，不少作家，如路遥、李凖，都否定文学为政治服务。如李凖在1969年下放之后，就对整个文艺状况有这样的反省。他在1950—1960年代时对政治有高度信任，认为它能够为中国的方向提供非常有效的引导，李凖愿意以文学去配合它。但是到了“文革”，李凖发现不能再相信这个政治了，这个政治实践带来了太多的问题。而如果政治出了问题，文学又要想为整个民族未来的发展提供能量的话，必须要重新寻找活力基础。在寻找的过程当中，李凖慢慢发现我们要重新去看底层的人，底层人身上存在着非常可贵的精神品质。

1990年，谢晋执导了《清凉寺钟声》。这是根据李凖的剧本《冤孽》改编的。当时谢晋和李凖是老朋友，谢晋想让李凖把《冤孽》改编成电影剧本，但是李凖因为心脏病住在医院里，不肯见谢晋，谢晋知道了，说哪怕隔着窗子从外面望他一眼也愿意。

而今，李凖也成了父亲。2019年11月14日，李凖专程带着当时出生不久的女儿前往父亲李剑英的墓前哀悼，给他看一看孙女。那一天，他在朋友圈写到——“每到祭奠父亲的日子，我总会想起父亲在我身边！依稀记得小时候父亲那健壮的身躯托着年幼的我，甚是怀念！”

与路遥相同，李凖在“文革”时期，同样也否定文学服从政治，同样也把希望转向具有自耕农品质的农民，为中国民族活力重新寻找根源。4但李凖在《黄河东流去》中设置的核心人物，其品质却不仅仅是自耕农的自立自尊自强，还增加了一些对于将人群团结起来很关键的、孙少平所不具有的能力和意识。正是这一点令人好奇。同样面对类似的历史—社会压力，李凖所洞察到和发现的这一中国社会构成方案中的特殊视野，我们当如何理解?

这么多年，李凖对父亲的怀念、敬仰，从未改变，对记挂着父亲的人们的感谢，从未改变。一条条往前回溯，再一条条向后读来，看着李凖写下的文字、拍下的照片和他父亲李剑英的遗照，不禁有些潸然，感动、敬仰全在心间流淌。